【#個人訪問🇬🇧】BBC的個人訪問十分長篇,也十分formal。有趣的是,同樣的內容,在《蘋果日報》訪問標題是「一國兩制是騙局」,BBC就是「一國兩制不要再退」,其實對大多數朋友而言,口號都是其次,真正需要的生活模式,甚麼時候是最好,心裏有數。
BBC開宗明義的主題,據說是希望向國際讀者,介紹「香港中間派學者的覺醒」,前文後理都用這角度為主軸;每次回看自己既訪問,都會問,「那真的是我嗎」?無論如何,都是一個好時機,反思一下每一個人的人生。
//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是香港少有擁有20多萬臉書粉絲的「網紅學者」,他身兼多職,是大學教授、報章專欄作家,當過商界的國際副總裁,也成立公司作諮詢、研究、交流等工作。
「反送中」風波前,他是「中間派」的代表,以年輕學者的身份,得到政治光譜左中右的認同;在這場運動中,他成為一個「和理非」、支持雙普選的學者。
他在多家報章撰文、接受國際媒體採訪,分享對香港示威的看法。他的公司以大數據方式研究示威者經常使用的「連登討論區」,曾舉辦研討會邀請不同學者分析「黃色經濟圈」。他用鋼琴彈奏被視為示威者歌曲的《願榮光歸香港》並上載到互聯網,可算是一種政治「出櫃」宣言。
「以前我挺一國兩制」
沈旭暉一直堅持以評論國際事務為主,但在「反送中」爭議中,他更常評論香港的風波,轉折點是7月21日發生元朗白衣人事件。
當天晚上,一群白衣人在地鐵站持棍傷人,但警方延後30多分鐘才到場。沈旭暉見到認識的人在現場被打, 他與一些溫和派學者,把事件稱為「恐怖襲擊」。
而他的中學「皇仁書院」師兄、立法會議員何君堯,與白衣人握手而備受批評。皇仁書院一眾校友發起登報聯署批評何君堯,很少參與聯署的沈旭暉也有留名。
「相當震撼,香港竟然變成這樣,那晚發生的事情,是我們成長的香港,常理之外發生的事情,」他說,「傳統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,都是很理智,但過去發生的事情,每個人都覺得到了一個不能回頭的點,當你情感被勾起,你會發覺對此地充滿感情,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。」
元朗白衣人襲擊途人後的這一幕引發了爭議。
「過去六個月發生的事情,都超越了我們很多人的底線,很多原本不關心政治、或比較少行動的朋友,都在這場運動以不同身份積極參與。」
他認為,一般國家面對這種群眾示威,都會透過官員下台及調查機制去疏導民怨,但港府立場強硬,令整個運動持續多時,亦讓大家看到「一國兩制」急速被蠶食,不單是「看得見的警暴」,還包括商業機構受到壓力,員工、老師、普通人言論自由受到打壓,這是一種「白色恐怖」。
他曾經撰文形容一國兩制分為1.0、2.0、3.0的階段,主權移交初期,北京比較放手的1.0階段,到後來明顯影響香港內政,加強提倡國民身份認同的2.0,發展到一國兩制3.0,警察具高度爭議性、疑有政治考量的執法、各行各業出現政治審查、甚至有疑似「黑社會」介入政治議題等等。
他說,自己身邊的人都是「離地中產」的專業人士,以往甚少參與政治,但目前香港社會出現「白色恐怖」的氣氛,市民不敢隨便就政治表態,擔心會影響工作等等。
「對比起警暴、無民主、無樓住,這嚴重一百倍,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,」他說。
他相信這場運動發展至今,很多人除了爭取「五大訴求」,也是希望「一國兩制」不要再退下去,能夠回到主權移交初期般,中國政府比較放手的階段。
「以前沒有人會知道誰是中聯辦主任,一般人不會記得他的名字,那時是挺真的一國兩制,而那時沒有人談港獨,也沒有人會說外國勢力……2008年北京奧運,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創新高,《蘋果日報》頭條是『我們嬴了』,2009年我是去中國國慶60週年的代表團團員,我當時沒有包袱,覺得很開心。」
作為國際關係學者,沈旭暉過往經常對外強調,自己是全球公民,希望擁有遊走國際的能力,也能用國際視野看待本土問題。
這場運動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,他自己也感覺到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感,「我不希望中國和香港利益有衝突,我會先盡力讓兩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線上,但如果真的有衝突,我會站在香港人那邊。」
學者與政府的關係
沈旭暉說,以往政府尊重學者的意見,在發表重大政策前會有一些閉門會議,邀請學者或專業人士去「試水溫」,但現在這個渠道已不復存在,政府聽到的意見不像以前多元。
「《逃犯條例》就是一個好例子,它有諮詢過什麼人?應該找一些懂商界、懂國際關係的人、熟悉內地的學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,其實不難預先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反應,這反映制度有問題,學者本身是有功能,可以作出預警。」
他又舉例,香港的一名官員近期高調批評國際權威醫學期刊《刺針》有關催淚彈的文章,「這在學者眼中是不可想象的,你可以不認同該份報告,你便寫一篇同樣水平的文章反駁,但你現在是用官威去壓他。」
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成立「獨立檢討委員會」,希望檢討事件的來龍去脈,但示威者要求更全面、具有法定效力的「獨立調查委員會」。
沈旭暉獲邀加入檢討委員會,但他拒絶加入,原因是不覺得能有所作為,「不想被人擺上台面,你想要誠實的意見,我都歡迎,但你要拿學者來消費或做政治工作,這只會適得其反。」
他指出,香港政府在「一國兩制」被蠶食的情況下,難以控制自己的政策, 有時候政府聘請學者等做研究,「適用的便採用,不合用就裝作看不見」。
「美國智庫蓬勃是因為要通過研究達成某些事,中國比較不涉及政治的議題,智庫同樣做到事情,全國會用大數據去研究農業、氣候,可以很科學化,但香港是先有結論,而不是按研究去作出決定,」他說,「港英年代沒有民主,但仍然尊重傳統精英,現在政府不再理會他們的專業,哪怕是醫護、法律,這些人不是因為專業而受到尊重,而是政治的效忠來得到信任。」
被調侃的中間派
沈旭暉母親在《大公報》英文版工作,《大公報》英文版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少數對外的英文溝通渠道。他走入國際關係研究,或多或少受母親熏陶。他的父親是立場傾向傳統民主派的香港學者沈俊明。 沈旭暉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譜的家庭下成長
他的家族跟民國時代《大公報》總編輯張季鸞淵源頗深。沈旭暉本人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學士,再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。
「有些人因為我家人《大公報》的淵源而認為我是紅底,但在大陸人眼中,我這種人好西方,先天夾在中間,」他說,「我本身家庭內,都有很多不同意見,從小到大的訓練,知道在什麼時候說什麼,不會反面,無論多對立的聲音,我也覺得可以溝通的。」
沈旭暉在2013年舉行的婚禮,是香港近年少有讓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人共聚一堂,時任特首梁振英、學運領袖黃之鋒、李嘉誠兒子李澤階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。
「網民經常也抽水(調侃)我的婚禮,但那個時候仍然是可以聊天,」沈旭暉說,「我不主張對立,我覺得幾難頂(難溝通)的人,也會找到共通點去聊天,這是我從小到大的訓練。」
精英共識向對抗模式的演變
沈旭暉2003年回到香港後,成立了一個名為「Roundtable」的團體,目標是讓政見不同的人,能夠聚在一起交流。
他認為,香港傳統精英主導的體制,一向是「閂埋門講掂數(閉門談判就好)」,多年來,立場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溝通,在鏡頭後可以談笑風生,大家以謀求共識為最大公因數,但2012年的特首選舉,一改政治、官場生態文化,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。
沈旭暉說,2012年的特首選戰改變了官場文化,一度令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。
這場特首選舉中,兩個主要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個人和團隊,均被揭發不同類型的「黑材料」醜聞,公眾把目光投向這些「黑材料」,而不是論政。
當年,沈旭暉以學者身份,向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發表公開信,指這場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,選舉不再是「君子之爭」,無論誰當選也很難施政。
「我當時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,聊過天,親身觀察中,以那時候來說,我算是接觸到類權力核心最年輕的一群人,但見完他們之後你很不舒服,你預測的未來就是這樣,你讀到了背後某個結構。」
他說當年也因為一些文章,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嚇。
「以前比較講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,都開始被邊緣化,強硬的聲音開始出現,鬥爭模式主導,」他說,「本身的內部矛盾,以動員抹黑、篤灰(告密、告發)等很多這些手法,把人性好多負能量釋放出來,香港從一個精英共識的模式,變成對抗式模式,一開始了便回不了頭,激進的聲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識的聲音。」
他認為,中國經濟發展迅速,令主權移交後,香港的利益集團有所變化,一批在大陸有更大利益的人,發現香港傳統精英「不完全是自己人」,希望扭轉權力和利益分佈,打散原本的權力結構。
當年這場選舉讓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,開始轉向專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業和置業,他說,這不是逃避或是擔心出事,而是預測到香港的發展方向,要凖備後備方案。
但在「反送中」爭議爆發後,他放棄了與一些大陸院校和企業的合作,希望自己可以暢所欲言下不影響他人。
香港示威者呼籲多光顧支持示威的「黃店」,希望建立「黃色經濟圈」,但做法引發爭議。
《大公報》最近點名批評沈旭暉舉行一個有關「黃色經濟圈」的研討會,形容他變成了香港「本土派」的先鋒。沈旭暉強調自己不是「黃色經濟圈」的專家,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研究這一課題,值得學術界去討論。
「你覺得很正常、很理性、很平和、沒有煽動性的東西,在一個上綱上線的時代也會有人不滿。這十年來感覺越來越多紅線,想又不行、說又不行,這樣下去就不是一個大都會……香港不應該這樣,不應該在思想、言論、行為上受到制限,大家就是喜歡這個地方有百花齊放的自由。」
他說以平常心看待被親中媒體點名,不會太過擔心,「我們不喜歡上綱上線,所以也不可以對它們太過重視,我們要加強抗壓能力,平常心 ……香港此刻要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,就是要好像平時般說平時能說的話,不要被白色恐怖嚇怕。家人總是擔心這樣那樣,正是多年來白色恐怖的產品,我深信,下一代絶不能夠在這樣的環境長大。我們必須改變。」
「有些激進聲音想取代爭取共識的聲音,為何社會會有激化的現象,是某個利益集團想得到一些東西,多了批評學者的聲音,是因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決問題的路線,希望破壞他們的關係,令你們不想再聊下去。」
他說,無論立場如何南轅北轍,都可以溝通到,社會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,否則會正中他人下懷。
展望未來
香港示威者與警察街頭衝突這幾個月來暴力升級,黑衣人「裝修」(破壞)被指親中的企業以及「私了」(私下暴力對待)不同意見人士。
沈旭暉認為,事件發生至今,也令很多「和理非」積極參與運動。要有效解決街頭衝突,需要由處理制度暴力開始。
「一個運動能否持續不是看街頭有多少勇武、多少交通燈被破壞,還是是否再有一百萬人參與遊行,運動是可以歷時幾年、或者幾十年……香港這半年來形成了一個機制,就是政府做具爭議性的事情,人們是有機制去抵抗,這個機制已經完善建立,是一個持久戰的基礎。」
他坦言,沒有人願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,也不相信有人為了暴力而暴力,但也希望前線示威者理解,如果衝擊和升級不合符比例,可能會引來「散水」(令人離開運動)。
他認為2022年的特首選舉,將會是一場「終極之戰(end game)」,希望有一個能夠認同「五大訴求」的人參選特首。
目前香港特首由一個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及投票產生。隨著民主派在剛過去的區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,預料新一屆選委會的1200人中,有約500人是親民主派。
沈旭暉指出,民主派人士擔任選委的數字會更高,有望在特首選舉中有更大的話語權,而開明商界和溫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變革,「這可能是最後希望」。
他憧憬說,只要這方陣營能夠勝出,那麼將來香港是可以透過內部立法實現「普選立法會」,亦可以不經中央通過下決定如何組成「選舉委員會」,「那時候,立法會全面直選、選委會能反映民意選出特首,就是『真‧一國兩制』的時代。」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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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篇文章很值得花點時間看完!
其實遇過不少家中有小孩, 因而居住空間亂到失控的個案, 其最根本的問題是出在教育, 而不是不會整理. 有時候我會跟委託人說實話, 但有時候我會選擇沉默.
我記得我從很小的時候就與父母分房, 與妹妹共同使用一個房間睡上下舖直到小學畢業, 一直到後來我們家裝修弄出了第三個房間之後, 我和妹妹才開始有各自的獨立空間!
我父母也和文中的陳媽媽一樣, 對於家庭成員各自領域甚為尊重, 他們進我們房間時一定會先敲門, 所以也要求我們進他們主臥室時也要敲門. 而對於家裡的公共區域都不准破壞, 因為那不是我和妹妹的私人領域, 必須學會尊重父母建立的這個家, 和配合他們的生活方式。
因此, 我們從來不會亂畫牆壁和地板, 因為那不是我們的畫布, 我爸爸會去買專屬的畫板給我們. 我們也不會把玩具亂扔在客廳, 因為那也不是我們的專屬空間, 而且必須學會珍惜擁有的物品, 玩完之後收好拿回房間, 如果不收好就丟掉! 我們下課之後的書包衣服也不准亂丟在客廳沙發, 因為那裡是全家人一起相處的地方, 不是我們的衣櫥.
然而...我父母會幫我們整理房間嗎? 哈~ 當然不會! 我們的房間就是我們的, 要亂要整齊都是自己的選擇, 若是偶爾亂到會影響生活, 那也是我們自己該負責的事. 我爸媽甚至允許我們自行調整房間的家具擺設, 自己用零用錢買喜歡的佈置品, 除了如果要動到牆面必須經過他們的同意之外(因為房子是他們的), 大致上他們不太會干涉我們發揮創意去改造自己的空間. 我記得一直到我們姊妹倆長大離家之前, 我不知改了幾次房間的擺設, 我們倆還曾經交換房間居住, 學習重新利用和適應新的空間.
我父母尊重我們, 也要求我們對他們尊重, 更要對這個家尊重和感恩! 因此...我記憶中的娘家, 在我們四人共同居住的那些歲月中, 真的不曾亂七八糟過!
常會有人跟我開玩笑說: [等你有了孩子之後就知道了! 我看你要怎麼保持整齊!] 我總笑笑地回答: [我相信我能做得很好!] 因為我父母的教育方式影響我至深, 他們從不以我們為中心, 從不過度給予, 也一直提醒我們要感恩有這個房子可以住, 所以必須好好善待這個環境.
做了整理顧問之後, 見過各式各樣的家庭, 面對許多父母的無奈後, 我才覺得, 如果要教育孩子整理, 得先教尊重這件事! 因為這是一切正面行為的基底, 如果沒有給予這個觀念, 就算叫孩子把東西收好, 教他再多的收納技巧, 只怕孩子不會明白整理的意義, 可能還會想: [我為什麼要配合?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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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剛看到一篇讓我嚇到吃手手的文章,在此,來分享一下陳媽媽的育兒之道(陳媽媽就是我媽媽,媽媽姓陳,她討厭被叫做吳媽媽,陳媽媽是最大公因數,請視之非正式的暱稱用法),我一上幼稚園,媽媽就不太容忍我半夜因為怕鬼,跑去主臥室癡纏她,理由是「現在妳有妳自己的房間了」。
母親因為家貧,小時候是跟手足們擠在一個空間的,她覺得那不是一個有利的生長環境,在她的心目中,空間,是類似食物、娛樂、教育等,一種父母應盡可能提供給小孩的生活標準,當然,父母可能因為資源有限而不得不減少給予(例如家中沒有足夠的房間數量,而讓小孩必須與手足、父母、甚至更遠的旁系血親共擠一間),但若無特殊事由,應以提供小孩獨立的空間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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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確實沒有房間的所有權,這點毋庸置疑,但我想陳媽媽很認真地在說服我,我對於這個房間擁有「使用權」。我的成長史中,媽媽要進我房間時,會先敲門,說一聲「我可以進去嗎」。我住宿舍時,室友們都很訝異,我在家中沒有鎖上房門的習慣,理由很簡單,我從未預期過有人會在未經我同意的前提下,開我的房門。室友們的反應是,他們的父母時常直接打開他們的房門,所以他們必須鎖門來因應父母的窺探,甚至是突襲檢查。
以結果論而言,我母親的作風為我們的親子關係,跟我的人格養成,帶來很良好的影響,我很信賴她,知道即使作為母親,仍有其界限,知道自己可以安穩地待在一個空間裡,不會突然有人闖進,只為了認定「我有沒有做壞事」。吳爾芙說,「女性若是想要寫作,一定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」,進入幼稚園的我,雖然連早餐買個銀絲卷都要大喊,媽媽給我十塊,可是我至少得到了一項利器:自己的房間。我覺得房間是個隱喻,跟room一樣,兩種意思,房間跟空間,自己的房間,實則是「自己的空間」的延伸,幼童相信有個空間專屬於他,任何人都必須經過同意跟商量才可以進入,這在許多層面上,都是相當有意義的。有些人可能夠聰明,知道我的言外之意是:有時候這層面甚至包括,身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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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有一件事情是,所有我的信件,他們都不會基於「擔心我有沒有交到壞朋友」而拆閱,母親說,只要信件上是寫你的名字,那除了你本人,都沒有人可以拆開,因為這是你與寄信者之間共同的隱私。這個道理,從我第一次收到信時,就嚴格貫徹至今。也跟房間的例子雷同,我曾以為所有人的父母都跟我的家庭一樣,也是長大後才知道多數人都有信件被「過濾」的經驗。
有個插曲是,我十八歲時,爸爸收到來自台大的信件,收件人是他,他拆開之後,發現裡頭躺著我的成績單,對此,他們夫妻倆有了一個小小的討論:日後再度收到成績單時,他們可以理所當然地拆閱嗎?爸爸說,收件人是他,他當然可以看;陳媽媽持不同意見,她說,成績也可能是女兒的隱私吧。我回到台中時,媽媽問我,成績是妳的隱私嗎,我告訴她,我希望可以我先拆開之後,再轉交給你們看。我知道你們也關心我在學校的表現,可是,這終究是「我」的成績啊。討論後,我們達成一個默契是,信件寄來,他們先擱置,等我返家後再拆開,看完之後轉給他們看,有時候也會一起取笑我哪一科特別差或特別好。也許有人會問,這有差嗎,最後你父母還不是會知道妳的成績。
在我心底,是有的。我可以控制關於我的資訊以怎樣的方式給予出去,主動給予還是被動的洩露。教育中,政治中,人際關係中,一天到晚討論的主體性,不就是在這一些小小的生活瑣事中被形塑而成的嗎?
陳媽媽時常覺得,幼童必須被尊重,大人才有立場教導他怎麼去尊重他人。所以在我幼稚園中班還大班時,轉開她的香奈兒還是雅詩蘭黛唇膏去戳地板時,她罵我的說詞是,我沒有進妳的房間翻妳的東西,妳也不要這樣對我。童年的我,簡直太震撼了,震撼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件逸事,那時我連「道理」兩個字都不會寫,只覺得媽媽這席話說的真是,像是狗應該叫做狗,貓應該叫做貓,媽媽應該叫做媽媽那樣、理所當然,太正確了。
相同的道理也包括,陳媽媽覺得有些大人可能一年讀不到三本書,卻一天到晚逼自己小孩認真讀書,自己在學校時沒拿過前十名,卻因為小孩掉出前三名而氣急敗壞。種種情狀,陳媽媽老是說「真是難以理解啊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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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媽媽只讀到國小就被外公押去漁業加工工廠賺錢了,可是她對於人權的理解,對於幼童的愛與重視,卻遠超過我日後認識的很多學歷官職顯赫之人。之前陳媽媽開始使用臉書了,我問她怎麼沒來加我,陳媽媽說,「一天到晚相看面,網路上就不能保持一些私人空間嗎」,我於是每天都壓抑著偷看陳媽媽臉書的慾望,像是我童年時,得克制自己不可以再轉開媽媽的唇膏往地板戳那樣。媽媽是媽媽,我是我,這個道理很簡單,有些人花上一輩子卻從未遇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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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剛看到一篇讓我嚇到吃手手的文章,在此,來分享一下陳媽媽的育兒之道(陳媽媽就是我媽媽,媽媽姓陳,她討厭被叫做吳媽媽,陳媽媽是最大公因數,請視之非正式的暱稱用法),我一上幼稚園,媽媽就不太容忍我半夜因為怕鬼,跑去主臥室癡纏她,理由是「現在妳有妳自己的房間了」。
母親因為家貧,小時候是跟手足們擠在一個空間的,她覺得那不是一個有利的生長環境,在她的心目中,空間,是類似食物、娛樂、教育等,一種父母應盡可能提供給小孩的生活標準,當然,父母可能因為資源有限而不得不減少給予(例如家中沒有足夠的房間數量,而讓小孩必須與手足、父母、甚至更遠的旁系血親共擠一間),但若無特殊事由,應以提供小孩獨立的空間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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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確實沒有房間的所有權,這點毋庸置疑,但我想陳媽媽很認真地在說服我,我對於這個房間擁有「使用權」。我的成長史中,媽媽要進我房間時,會先敲門,說一聲「我可以進去嗎」。我住宿舍時,室友們都很訝異,我在家中沒有鎖上房門的習慣,理由很簡單,我從未預期過有人會在未經我同意的前提下,開我的房門。室友們的反應是,他們的父母時常直接打開他們的房門,所以他們必須鎖門來因應父母的窺探,甚至是突襲檢查。
以結果論而言,我母親的作風為我們的親子關係,跟我的人格養成,帶來很良好的影響,我很信賴她,知道即使作為母親,仍有其界限,知道自己可以安穩地待在一個空間裡,不會突然有人闖進,只為了認定「我有沒有做壞事」。吳爾芙說,「女性若是想要寫作,一定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」,進入幼稚園的我,雖然連早餐買個銀絲卷都要大喊,媽媽給我十塊,可是我至少得到了一項利器:自己的房間。我覺得房間是個隱喻,跟room一樣,兩種意思,房間跟空間,自己的房間,實則是「自己的空間」的延伸,幼童相信有個空間專屬於他,任何人都必須經過同意跟商量才可以進入,這在許多層面上,都是相當有意義的。有些人可能夠聰明,知道我的言外之意是:有時候這層面甚至包括,身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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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有一件事情是,所有我的信件,他們都不會基於「擔心我有沒有交到壞朋友」而拆閱,母親說,只要信件上是寫你的名字,那除了你本人,都沒有人可以拆開,因為這是你與寄信者之間共同的隱私。這個道理,從我第一次收到信時,就嚴格貫徹至今。也跟房間的例子雷同,我曾以為所有人的父母都跟我的家庭一樣,也是長大後才知道多數人都有信件被「過濾」的經驗。
有個插曲是,我十八歲時,爸爸收到來自台大的信件,收件人是他,他拆開之後,發現裡頭躺著我的成績單,對此,他們夫妻倆有了一個小小的討論:日後再度收到成績單時,他們可以理所當然地拆閱嗎?爸爸說,收件人是他,他當然可以看;陳媽媽持不同意見,她說,成績也可能是女兒的隱私吧。我回到台中時,媽媽問我,成績是妳的隱私嗎,我告訴她,我希望可以我先拆開之後,再轉交給你們看。我知道你們也關心我在學校的表現,可是,這終究是「我」的成績啊。討論後,我們達成一個默契是,信件寄來,他們先擱置,等我返家後再拆開,看完之後轉給他們看,有時候也會一起取笑我哪一科特別差或特別好。也許有人會問,這有差嗎,最後你父母還不是會知道妳的成績。
在我心底,是有的。我可以控制關於我的資訊以怎樣的方式給予出去,主動給予還是被動的洩露。教育中,政治中,人際關係中,一天到晚討論的主體性,不就是在這一些小小的生活瑣事中被形塑而成的嗎?
陳媽媽時常覺得,幼童必須被尊重,大人才有立場教導他怎麼去尊重他人。所以在我幼稚園中班還大班時,轉開她的香奈兒還是雅詩蘭黛唇膏去戳地板時,她罵我的說詞是,我沒有進妳的房間翻妳的東西,妳也不要這樣對我。童年的我,簡直太震撼了,震撼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件逸事,那時我連「道理」兩個字都不會寫,只覺得媽媽這席話說的真是,像是狗應該叫做狗,貓應該叫做貓,媽媽應該叫做媽媽那樣、理所當然,太正確了。
相同的道理也包括,陳媽媽覺得有些大人可能一年讀不到三本書,卻一天到晚逼自己小孩認真讀書,自己在學校時沒拿過前十名,卻因為小孩掉出前三名而氣急敗壞。種種情狀,陳媽媽老是說「真是難以理解啊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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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媽媽只讀到國小就被外公押去漁業加工工廠賺錢了,可是她對於人權的理解,對於幼童的愛與重視,卻遠超過我日後認識的很多學歷官職顯赫之人。之前陳媽媽開始使用臉書了,我問她怎麼沒來加我,陳媽媽說,「一天到晚相看面,網路上就不能保持一些私人空間嗎」,我於是每天都壓抑著偷看陳媽媽臉書的慾望,像是我童年時,得克制自己不可以再轉開媽媽的唇膏往地板戳那樣。媽媽是媽媽,我是我,這個道理很簡單,有些人花上一輩子卻從未遇見。